从法律方法视角来看，能动主义者的法律方法具有下属基本特点：（一）司法能动主义者主张，在法律解释中超越立法者意志。
当然，这只是基于同公共财政预算中广义政府 最终消费支出相联系的权力体量做的评估，没有考虑权力强度。华东政法大学孙平副教授为此文贡献了拉弗曲线原始数据、绘制了法权曲线各数字化图形，特此致谢。
（4）它归根到底是在居民部门与广义政府部门二元划分的框架下划归后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财产。[⑧]这里需说明，或许是为了视觉平衡，中外经济学界绝大多数学者宁愿用X轴表示税率，用Y轴表示税收收入，从而把拉弗曲线画成一个开口向下、倒扣在X轴上的U。预算支出中这些部分各占多少，在统计数据健全的国家都能做较准确统计。应然法权曲线是随社会经济的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因而它有规律可循但无定型。之所以把基本权利、公法权利定位于间接的、程序性的，主要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只能是居民的相应享有资格和请求资格，因为，它们缴纳的个产不是由他们直接、亲自运用的，而是由公共机构代为运用的。
那就是，作为影响法权曲线的两个基本参数，它们分别作用于法权的原理相同，且权利率与权力率之和为1，故知权利率即知权力率，反之也一样。有了法权概念，法学才谈得上借鉴拉弗曲线并将其改造为法权曲线，借以揭示权力率、权利率与法权值的关系。该法规定的司法审查的最大特征是把法院的合法性审查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并在第11条中把作为行政诉讼对象的具体行为一一列举出来，在第12条第（2）项中明确把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另一个是实施法院上网工程，通过案例大数据为算法助推创造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推行案例评析和研究以及法律解释体制的完善，在法律共同体内部形成关于审判技艺的共识，从而进一步提高司法判断的规范化程度。以审判为中心就意味着要凸显重视个案、充分听取对立双方的主张、根据法律和证据进行判断等基本特征。以彻底社会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结构转换，其实使中国法律秩序原有的复杂性被进一步放大了。因此，群体多元主义社会更重视中立的、合理的法律规则体系，以便公平分配权力和适当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
因此，清末的法制改革不得不采取托古改制的方式。例如，1997年起源于东南亚的亚洲货币危机曾经被界定为亚洲的道德危机，有人因此宣告亚洲价值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模式的破产。
毋庸讳言，在1978年的依法治国宣言中，还没有明确提出承认规范的普遍性、关注程序公正、促进司法活动的专业化和精密化、尊重人权、限制政府权力等概念。在这里，存在因势利导、简便易行的如下两个关键性助推措施：一个是不断增加律师人数及其在法律职业构成中的比重，从而诱导、允许乃至鼓励律师对审判活动进行技术挑剔，因此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加强对个案审理的专业化监督。第二阶段是从春秋时代中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可称之为制度演化的过渡期。因此，向法国民法典回归的动向也势必导致学说汇纂式系统的相对化，因为设置民法总则编、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正是潘德克顿法学的基本特征。
这种回旋镖效应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现代化的法治内涵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律师必须较真才有可能真正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才有可能切实推动法律实施，也才有可能促进法律解释学的发达，从而使得司法判断充满竞争和平衡感，使法官在行使裁量权时能够随心所欲但不能逾矩。在这个意义上，2007年《物权法》的特色条款的确提出了某些重大的原理性问题或学说挑战。不妨借用一国两制这个现成的术语来表述这种规范杂居的状态。
这种法制上的全盘西化，具体表现为把普遍的世界性作为立法的准则，要求所有法律规定都不得与现代化的潮流相违背。所有关系的多元格局也依然维持不变。
自1905年清末五大臣考察欧美制度起，中国开始着手移植欧陆法，推动法律秩序范式转换。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观察到制度创新的重要契机。
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理论对昂格尔的明显影响。此外，在技术与法制现代化的互动场景中，还可以发现中国法制现代化进路的一些重要特性，为认识现代法治的不同维度及其实践提供反思的契机。从理论上看，在现代国家，司法的宗旨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即合法权利的保障、纠纷的解决以及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事后的监管。新物权法的规范构成的基本特征是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相混合、硬法与软法并存交错。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现代法治——即普遍主义的、自治指向的法律秩序以及法律支配国家和个人的观念——为什么未能在中国形成？这就是所谓的昂格尔之问。与此形成对照，2007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也被理解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制的道德危机。
因而法律议论变得盘根错节，难以发挥化简社会问题的功能。但人民究竟怎样享有作为主权者的地位，公民究竟怎样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一般而言，除了有期限、有条件的选举权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个人能够切实主张的法律权利只是诉权。
但不同的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已经就采取脱亚入欧方式推进现代化达成基本共识，但中国的精英阶层仍然对传统文化和制度保持着高度自信。到2015年为止，中国的学者和立法部门曾经提出了关于民法典设计的四种代表性方案。
这就顺理成章地要求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建立和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扩大个人自由的空间，为权利提供充分的和制度化的救济手段，减少过度的行政规制。由此可见，确保审判独立的关键是把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到抽象性行政行为，以便对行政法规和规则等进行合法性审查。
韦伯认为，与西欧现代法律制度的设计方案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由于家产制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审判具有世俗的、甚至是异常的非合理性，与行政管理没有任何区别并不断受到权力者的干预，不具备形式性标准，没有律师和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职业，因而缺乏可预测性。诸如此类的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反复博弈过程，也有可能促进财产权的结构转换。因此，与清末相比较，民国法律在形式上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实质上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变化。可想而知，当调解和信访都成为法律秩序的常态，那么制度也就呈现出类似蛛网的形状，寻求正义就变成漫长的盘陀路。
不言而喻，这种传递和学习，主要体现为现代法律的制度移植和学说继受。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法律秩序 新型财产权 司法规律 算法利维坦 。
③在现代化或者发展过程中，法律职业具有引领作用。法律制度就是由法律命题所构成的严密而完美的体系。
用法律语言无法合理解释的要素，在法律问题决定过程应不予考虑。由此可见，在AI驱动的现代化新阶段，寻找法律公正程序与技术公正程序的最佳组合，将成为数字化法治的主要内涵。
另外，徐国栋倡导的民间的民法起草活动，试图重振法国的人文主义理念，通过加强个体权利以及身份关系的规范去矫正那种过于注重财产秩序的偏颇。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在改变力量对比方面跃跃欲试的动机都可能被放大，于是增大了大民主（在司法领域表现为超当事人主义）或强权力（在司法领域表现为超职权主义）极端化风险。所有社会行为都可以理解为对法律命题的适用、执行或者违反。根据相关的比较法研究，1929年到1930年之间先后公布的民法典，其基本原则、构成方式以及95%左右的条文都汲取了德国和瑞士的民法内容。
的确，这个口号很容易招致非议，何况当年10月国民党领袖已经通过国家级祭孔活动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以便实现社会整合。第三阶段是自西汉以后。
（三）群众路线——来自社会基层的冲击及解构就在民国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法典编纂的1928年，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农村革命和红色政权的理论，试图对旧的地域共同体结构进行彻底的祛魅和解体，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把，脱嵌后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很长时期内，关于现代法律形式合理性的这些特征，被当作非西欧社会法制现代化的目标模式。
这种状态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的法治内涵。④由受过专业化训练的法律家按照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进行体系化的立法和专业化的司法的阶段。
